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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an
2020

唐浩明和他的鸿篇巨制《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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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一部长达一百二十万字的历史小说《曾国藩》轰动了华夏文坛,同时引起了海外华人广泛而强烈的反响。一时间,社会各界人士竞相购买、阅读、议论,广播影视、报纸杂志等媒体从不同角度宣传它,称赞它的成功。掩卷之余,人们自然想到书的作者——唐浩明。

  唐浩明何许人也?如此恢弘的《曾国藩》长篇巨著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

  从锦衣玉食的名家子弟,突然沦为无人照看的弃儿

  唐浩明1946年出生在湖南衡阳市一个国民党官员家庭,父亲唐振楚曾任国民党蓝山县县长,1946年至1949年升为蒋介石的随从秘书。后到台湾,始为蒋介石“总统府秘书”,兼任“总统府”一局局长和典玺官。掌管“中华民国”大印和“中华民国”荣典之玺。后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1978年入蒋经国“内阁”,任“考选部长”。1984年退休后,仍担负“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49年唐振楚去台湾途中,曾回过衡阳接家小。但因过于仓皇,只接走了当小学校长的妻子,而将三个幼小的孩子撇在老家。当时,唐浩明两岁,姐姐四岁,哥哥六岁。兄妹三人从锦衣玉食的名家子弟,突然沦为无人照看的弃儿,其中苦楚,可想而知。年迈的伯父当时除了要承担家庭出身和国民党台属的政治压力,还要承担家庭子女多、经济困难的压力,所以,伯父根本无力对付这突然增加的三张小嘴。唐浩明的姐姐因经受不住失去父母双亲的精神痛苦和物质生活困乏的煎熬,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伯父又忍痛把不满四岁的唐浩明送给了衡阳城里一个姓邓的剃头匠为子,改名为邓云生。唐浩明只是后来从事写作的笔名和昔日的乳名。

  身份改变的最大好处是唐浩明这个聪明好学的孩子有机会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唐浩明小时候就对文学和历史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和志向。但高考时,他却阴差阳错地考上了华东水利学院,学的是水利测量规划专业。大学第一年,他扎扎实实地学了很多基础知识。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爆发。在一片动荡中,唐浩明捧着从校图书馆借来的那套二十四史,度过了四年狂热而无聊的光阴。1970年他大学毕业时,在“三学”(学工、学农、学军)的风潮中他被分配到江西省高安县一个劳改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接到分配通知书前,唐浩明从未听说过高安这个地方。他有个同届毕业的湖南老乡也一起分到高安,由于他要回老家结婚,便委托唐浩明把他的四大件行李带到农场去。唐浩明把两人一共六大件行李托运发往樟树,自己先回衡阳老家住了几天后才启程赶赴江西。等他到达樟树时,行李已过了领取日期,为此,唐浩明交了一笔在当时不算少的罚金——四块八角钱。交了罚金办完手续后,唐浩明身上只剩下一分钱了。而樟树离农场还有很远的路程。唐浩明这下真的急了。他找出自己在南京买的一双新袜子,想把它变卖了换点路费,但并没有人来做这笔生意。无奈,他只好向当地政府求助。有关人员帮他打电话到农场,得知农场有车到南昌接毕业生,中途经过樟树。唐浩明喜出望外,赶紧带上行李在马路边等。几个小时后,他终于搭上车赶到了农场。

  “生活的繁重和现实的残酷,让我从历史的角度思考这个时代发生的种种变化。”唐浩明在高安待了近三年。1972年12月,他回到老家,在衡阳市水利局谋到一份工作。尽管他长年累月与测绘、图纸、数字打交道,但他对文学的兴趣仍然十分浓厚,尤其是对古典文学情有独钟。

  苦心人,天不负。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政策。唐浩明非常兴奋,他报考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研究生并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重新回到校园的唐浩明如饥似渴地扎到了书堆里。他学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1982年,他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新成立的长沙岳麓书社当编辑。

  唐浩明上班不久,正赶上岳麓书社首次争取到编辑出版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古籍整体规划的“六大全集”任务,书社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委派唐浩明负责《曾国藩全集》的编纂任务。书社同时决定首先出版《曾国藩家书》一书,并为此专门召开了编委会会议。会上,唐浩明疑虑重重地说:“曾国藩是反动人物,出他的书有人喜欢吗?”唐浩明当时对曾国藩的认识也仅限于此。

  但是随着编辑工作的逐步深入,唐浩明对曾国藩的认识产生了飞跃,他很快全身心地投入到《曾国藩全集》的编辑工作去了。

  十年蛰伏,一举成名

  历史知识渊博且又年富力强的唐浩明,编辑《曾国藩全集》一炮走红,新书一上市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岳麓书社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不久他被破格晋升为副编审,而后又被提拔为岳麓书社副总编辑。

  唐浩明每每谈到自己精心编纂的这部全集,总是深有感触地说,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不论在何时何地,也不管战事、政务如何紧张,曾国藩都不忘让身边的文书将他自己亲笔写作的所有奏疏、书信、诗文和日记录成副本,并派专人按期送回老家湖南湘乡(今归娄底市双峰县管辖)荷叶塘保存。他死后,这批文书材料就成了曾家的传家宝,世代典守,秘不外示。土改时,有人主张烧掉,但当时主持湖南省文物工作的人很有头脑,将这批材料保存起来,并送到长沙,藏于湖南图书馆。这样,这批材料又在尘封中默默地度过了三十余年。当由唐浩明整理编辑的二卷本《曾国藩全集·家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美国《北美日报》称其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化禁区的突破,“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中国发射一枚新的导弹或卫星相比拟”。在唐浩明的辛勤主持下,《曾国藩全集》一册册地编辑出版,到1995年,一千五百万字三十大册全部出齐。

  为了编好《曾国藩全集》,唐浩明找来了过去出版的几乎所有研究曾国藩的论著。唐浩明风趣地说:我和曾国藩打了十年的交道,进行了十年对话。我和他可谓知心了。因此,我自信我是最了解他的人。正是对这一千五百万字曾国藩资料的阅读、诠释、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唐浩明才得以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人才思想、美术思想等方面对曾国藩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发表了十余万字的论文。其中《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与知人善用》一文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选为全国首次人才研究会论文,而另一篇论文《曾国藩非汉奸卖国贼辩》更是语出惊人,发表后立即被美洲《华侨日报》摘要刊登。

  在研究、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的同时,曾国藩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诱发了唐浩明浓厚的兴趣。身为文学硕士的唐浩明,一直为曾国藩逝世一百多年以来,没有一本以他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问世而遗憾,他决心填补这个空白。于是,“千古罪人”和“一代完人”从一个抽象的历史概念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发黄的故纸堆中走出来。一部写曾国藩出山的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应运而生了。

  1987年夏天,唐浩明托人将自己精心撰写的这部中篇小说交给时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大型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部主任朱树诚。老朱读完小说后,欣然约作者一叙,他发现唐浩明对曾国藩的理解、把握之深刻,非一般人所及。朱树诚觉得这样丰富的素材,仅一个中篇太可惜了,他建议唐浩明扩展成一个长篇来。两人一连畅谈了三天,内容涉及大到小说的整体构思与框架、人物的艺术处理、小说的出版,细到小说开头、结尾的构思和布局。

  从这之后,唐浩明开始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艰辛历程。为了一心一意写作《曾国藩》,他于1988年毅然辞去了岳麓书社副总编辑的职务,之后又婉言谢绝了领导要他出任总编辑的好意。他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书、构思、写作,别无杂念。星期天、节假日,他都用上了;走亲访友,游玩聚会,他全都放弃了。春去秋来,寒来暑往,窗外的梧桐树叶何时绿了、黄了、落了,他全然不知……

  1988年,长篇小说《曾国藩》第一部《血祭》近四十万字终于完稿。然而,在申报选题时,有关方面认为出版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书,不太适宜,选题未获批准。为此责任编辑多次“抗疏”。但一直拖至1989年下半年,小说的出版问题摆到了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新党组的面前。局党组破例传阅了书稿,最后拍板同意出书。

  当时,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得知了这个消息,也要求出版此书。早在1985年黎明文化公司就重印过《曾国藩全集·家书》,这之后,他们多次寻求机会与整理编辑者联系。当得知唐浩明写出了曾国藩的历史小说后,立即上门索稿。唐浩明请人以繁体直行的书写方式将书稿誊抄一遍,托回湘探亲的台湾亲友带过海峡。

  1990年是唐浩明值得庆贺的一年。这年11月,小说《曾国藩》第一部《血祭》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这是两岸同时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唐浩明成为两岸同时以原稿排印出书的第一人。1991年年初,《曾国藩》二、三卷也先后脱稿。这时,唐浩明应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之邀,赴法讲学一年。他将两部厚厚的书稿交给责任编辑朱树诚,便兴奋地飞往巴黎,第一次走出国门。

  谁知,到法国才三个月,唐浩明便接到老朱的来信,要他赶紧回来修改《曾国藩》二、三卷书稿。老朱在信中说:“命运给了你一个舞台,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可以做匆匆过客而下场,也可以演一出威武雄壮的史剧,希望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老朱一连三封信,令唐浩明再也坐不住了。他毅然回国一头扎在书稿里。1992年4月,小说《曾国藩》二、三部《野焚》、《黑雨》相继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出版。

  十年蛰伏,一举成名。然而,当荣誉与鲜花扑面而来的时候,唐浩明却很平淡地说:“《曾国藩》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给了我厚爱,如果不是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我不可能深刻认识曾国藩,更不可能写出这部小说。是时代开拓了我的视野,也给了我创作和出版的机会,至于个人的努力,实在微不足道。”的确,时代给了唐浩明机遇,可贵的是,唐浩明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给《曾国藩》一个准确的文化定位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出生农家,家境并不富裕。祖祖辈辈与功名、官场无缘。但他二十八岁就中进士入翰林院。十年间连续七次升迁,三十七岁获得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腥风血雨中屡立战功,屡获升任,封一等毅勇侯,跻身卿贰,这在清代湘籍人物中,是独一无二的。曾国藩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头号“功臣”,又是以儒学为主体、理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近代史上许多政治领袖人物都受过其深刻影响。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十分推崇曾国藩,而蒋介石更是将其奉为楷模。

  曾国藩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他在世时就兼有“曾剃头”的绰号和“中兴第一臣”的桂冠。他死后,褒者把他捧上了天,认为他的道德文章、学问功事达到了顶峰,誉为“治世能吏”、“国家股肱”、“旷代之奇才”,是“千古完人”、“一代楷模”。贬者却把他打入地狱,斥之为“乱世之鬼枭”、“罕见之酷吏”,是“汉奸、卖国贼、刽子手、虚伪的假道学、民族的罪人”。

  唐浩明选择这样一位人物做小说的主人公,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不能不说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大胆突破。因为长期以来,历史小说大多是写那些史有定论、可供后人效仿的英雄豪杰。

  《曾国藩》创作的最大难点就在于对曾国藩这个人物的把握。人物如何定位?唐浩明认为,曾国藩这个人物既不是什么圣贤完人,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充满深刻悲剧内涵的人物,他的悲剧在于他自己的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的矛盾。他生在一个千疮百孔、行将就木的腐朽王朝,而他却幻想化腐朽为神奇,重建周公、孔孟伟业。这就注定了他只能扮演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角色。其信仰愈坚定,才干愈突出,悲剧色彩就愈浓重。

  唐浩明认为,曾国藩是吮吸中国传统文化乳汁而成长起来的封建士大夫,他严格按照中国儒家文化来规范自己、铸造自己。他一生进取、爱国、慎独、严于律己,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积极的一面。而他的忠君、循礼;为了政治目的,不惜动用一些阴谋手段;为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又是其负面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两重性,反映在曾国藩身上便是两面性。以往论者多习惯于从政治上或道德上给他定位,既不能深刻探寻人物的本质,又难免失之偏颇。唐浩明独辟蹊径,将曾国藩定位于文化层面,还曾国藩的历史本来面目。他用全新的眼光来审视曾国藩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把曾国藩置于血雨腥风的19世纪中叶的历史背景下,从文化的层面来塑造中国近代史上这个充满悲剧内涵的人物的艺术形象。既不避讳曾国藩知人善任、坚韧果断的政治才干和孜孜不倦、俭朴勤勉的书生本色以及雄才大略、舍己为公的中兴名臣形象的一面,又深刻地揭露了他阴险虚伪、冷酷残忍、机巧权变乃至杀人如麻而获“曾剃头”的恶谥的一面,使“天使”和“恶魔”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孔令人信服地统一在“曾国藩”这一艺术形象上,从而超越了比较狭獈的政治评价和那种非甲即乙的简单的道德评判。

  《曾国藩》: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曾国藩》的编辑、出版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当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在纯文学作品颇受冷遇的市场环境中,一部长达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抢购热潮,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喜爱。小说自1990年年底陆续出版以来,湖南文艺出版社先后印刷了十五次,达七十一万册之多。台湾黎明文化公司和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先后出版了直排中文繁体版本。一时间,这部历史小说成了中华大地的热门话题,不少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1994年3月,湖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还举办了一次小说《曾国藩》的专题讨论会,一时好评如潮。

  特别不同寻常的是,此书引起海峡两岸政界高层人士的关注。1993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来湖南参加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时,就问及这部小说的有关情况。刚到任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将此书送给江总书记。江总书记在回京的路上就看了起来,回京后,又委托秘书给湖南方面打电话,赞扬这部书确实写得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百忙中翻阅此书后也称赞作者做了件好事,1994年9月他还说:“《曾国藩》写得好,我在看第二遍。有时间我会和作者直接联系。”湖南省委原副书记孙文盛调任山西省省长时,给山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带去的见面礼,即是二十套《曾国藩》。当时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从政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

  《曾国藩》在海外引起的反响更是始料不及。此书一出,在新儒学盛行的港台地区、东南亚及北美华人社会,引起了巨大轰动。特别是在台湾,《曾国藩》热更加高涨。1993年年底至1994年春,作者唐浩明应邀以学者身份赴台湾参加在台湾举行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学术研讨会。唐浩明在会上以《曾国藩的生平与功世》为题作了长达一百分钟的演讲。九十四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原“行政院长”李焕、原“考试院长”孔德成等一大批政要显贵都端坐台下,自始至终听完了唐浩明的演讲。会后,陈立夫还特意赠给唐浩明“年青有为”的条幅。一本普普通通的历史小说,竟把两岸的距离拉近了,这既是两岸文坛的盛事,也是两岸政界的趣事。这可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现象。

  唐浩明深有感触地说:“曾国藩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再加上这又是第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作品,固然是该书吸引人的原因之一,但两岸以同一部书稿同时出版,并且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响,主要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如果没有共同的民族文化渊源、共同的民族血缘关系,具体来说,如果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对我们没有共同的影响,这种现象的出现就缺乏文化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主要是宣传中华民族文化。因而海外华人特别感兴趣。这是值得深思的,说明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深厚感情,表现在文化的认同上。”

  只有事业才是不老青山

  当《曾国藩》声名鹊起之时,对于近知天命之年、饱经生活磨难的唐浩明来说,虽然成功来得晚了一些,但能有如此成就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关系很时髦,许多人都想借此漂洋过海,做淘金发财梦。有人劝唐浩明去台湾,或者经商发财或者继承父辈遗产。当时,中国台湾以及在国外的亲人确实也对唐浩明频频发出信号。对此,唐浩明显得十分淡泊。他常说:钱财、名利都是身外之物,好比天上的浮云,风一吹就散了,只有事业才是不老青山。

  唐浩明没有为钱财、名利所动,他一直在默默地辛勤攀登着他钟爱的历史小说这座巍巍青山。

  又是一个十年,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杨度》、《张之洞》相继问世,与《曾国藩》一同组成辉煌的“晚清三部曲”,成就了他写作事业的巅峰。他的作品先后获国家图书奖、姚雪垠历史小说奖。2002年,年近花甲的唐浩明走马上任湖南省作协主席兼岳麓书社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专家待遇。他因此成了文学湘军的领军人物。

  唐浩明常说:“如今中国很多作家都在渴望着诺贝尔文学奖,沉不下心来写作,在我看来,对中国作家而言,比这个奖项更重要的是:创作的精神产品能够成为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滴水。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现在,年过花甲、功成名就的唐浩明,像往常一样,依然天天上班,在他家或办公室的斗室里看书、写书。有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换个什么地方?他淡淡地说:我觉得这里很好,能做出一番事业。

  据说,唐浩明很敬重谭嗣同,有意为这位“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最富牺牲精神的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立传。

  人生苦短,唐浩明打算就这样一本一本地写下去。